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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在基层社区大有可为
李宇嘉 04-26 03:37



【环宇杂谈】

很多高学历型人才愿意到社区工作,但“过渡”的心态很明显。

李宇嘉


前几天,在小区全员排队验核酸时,笔者与旁边登记扫码的小伙子聊了几句,他是刚入行的社区工作者。当听到他是研究生学历时,我问他为啥要到这里工作?他告诉我,本来是想“考公”的,但省市考接连失利,就考到这里了。显然,他对于当下社区战疫这种强度比较大、事项琐碎的工作还不太适应。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不易。近年来,“考公”的独木桥拥挤不堪,社区工作者虽没有行政、事业正式编制,但在民政局登记,也算个有“身份”的人。所以,就不奇怪为啥研究生,甚至是985博硕也选择到街道办工作了,工作稳定、收入中等,呆个2-3年权当基层锻炼,即可升级到区里或市里。发展较快的,三年升副处实职、五年升正处实职的大有人在。

这个逻辑看上去是对的。正是因为社会治理机制重心往前移,正是因为疫情持续,与基层群众联系紧密,掌握社情民情的社区,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当下,社区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活跃文化、办理医保、处理邻里琐碎的地方。往小了说,它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也是最前线。往大了说,它是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神经元。

但现实情况是,疫情这两年,听到最多的就是社区工作之艰辛,比如因录音走红网络的社区书记。属地责任层层分解,五脏俱全的各部门开始往社区压工作,很多初审和盖章都要求社区出具,导致社区行政化、街道化。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受到上面“千条线”的牵引,社区“有责无权”的这根针,要接纳无数居民的诉求,导致很多新加入的社区工作者不愿扎根基层。

根源上,就在于突如其来的疫情,基层社会治理长期滞后所积累的顽疾暴露出来。比如流动人口管理难,小区业主自治缺失,物业和业主关系不融洽,物业、社区、街道协同不够等。但工作不等人,疫情“动态清零”必须遵守,创文创卫、垃圾分类、盖章证明还得做,社区就被推上了第一线。于是,很多高学历型人才愿意来社区工作,但“过渡”的心态很明显。

先有个稳定工作保底,再谋求尽快升职、考公考研、创业等阳光大道或政治前途,导致对社区工作抱有“美好梦想”的新加入者,梦想破灭的也很快,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一直难以提升。根据调研,社区工作者要么是家就在这个社区或附近的老人,要么就是像笔者前面讲的这个小伙子一样的新人。中坚力量断层遇到疫情形势严峻,市区两级机关干部不得不下沉社区。

近期这一轮疫情,由于防控力度加大,各地机关党员干部下基层的更多了,但这种应急性的支援,解决不了基层社区治理短板。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提高社区或街道一线人员工资待遇,建议高于区县一级同级的20%-30%。这样,最起码从待遇上提高了社区工作的吸引力,留住新招聘的人员,激励更多区一级工作人员到社区工作,推进基层扁平化。

近年来,新招聘的公务员明显向基层倾斜,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笔者认为,随着国家对基层治理的重视程度提高,职级体系一定会将社区干部纳入其中,社区干部与行政编制之间的通道也将会打开。一方面,不管是收入待遇还是职业前景,“到社区来”都是有吸引力的就业选择;另一方面,长期在社区工作,熟悉一线业务的人员,也可以晋升到街道或区里。

这样的相向而行,就能将“区-街道-社区”的工作链条捋顺,避免不接地气的硬性考核指标下达而居民反应激烈的现象。上级的政策要求也能结合基层的现实而灵活调整,避免“一刀切”;基层在物资、人力的及时需求,应对机制做本地特色的调整,也能得到响应。这也意味着,很多事由社区牵头,权利和资源开始倾斜、责权利开始统一,社区治理能力也将得到提升。

(作者系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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