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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殷兴山:多年持续呼吁加快金融立法进程

来源: 作者: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2020-05-22

与往年一样,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又带来了多份建议,加快金融立法进程是他近年来一直呼吁的内容。同时,随着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分析的日益发达,个人信用评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愈发广泛,但其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却也日益突出,他也建议应抓紧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构建信息保护“中国模式”

疫情影响之下,不少中小企业遭受重创,浙江作为外贸产业、民营资本发达的经济大省,辖内从事外贸、供应链等中小企业更是遭到来自出口订单减少和国内疫情防控的内外夹击,如何用金融的力量扶持困境中的中小企业,是金融主管部门今年的主要工作目标。证券时报记者“两会”期间专访殷兴山,详解其对金融立法、个人信息保护和金融如何支持疫情冲击下的中小企业的深入思考。

疫情对浙江外贸等产业冲击较大 做好金融总量保障

证券时报:受疫情影响,不少中小企业的生存经营压力倍增,浙江作为民营经济活跃省份,从您的观察看,您认为目前省内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如何?金融管理部门自疫情以来出台了很多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辖内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方面目前有何进展?

殷兴山:面对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力做好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一是及时出台各项金融保障政策,加强窗口指导。认真落实人民银行等五部委金融支持疫情防控30条措施,出台疫情防控金融服务16条措施,会同省银保监局出台小微企业金融支持16条措施,联合浙江省文旅厅出台《关于做好全省文旅企业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联合浙江省委人才办等相关部门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人才创业创新的若干举措》。

二是又快又好落实央行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资金。

截至目前,浙江金融机构运用央行政策性资金向约1400家防疫重点企业、6.2万户中小企业和农户发放优惠贷款1310亿元。1-4月,全省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分别是上年同期的2.4倍和1.7倍。

三是积极推动疫情防控债发行增量扩面。截至4月末,全省24家企业发行26单疫情防控债,发行规模120.5亿元。

四是加大对困难企业的帮扶。针对疫情期间中小企业可能出现的还款困难,安排实施延期还本付息、信用修复等措施和机制。针对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需求,开展“百地千名行长助企业复工复产”专项行动。针对企业减负降本,积极配合浙江省政府实施“五减”(减税减费减租减息减支)行动方案,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加大运用央行低息政策性资金力度,适当下调贷款利率,主动让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各项金融政策为浙江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4月下旬以来,全省企业产能恢复率稳定在90%以上。3月份以来,浙江各项经济指标回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增速由负转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明显收窄。但是,疫情对浙江外贸、工业、民营企业、供应链、服务业冲击较大,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任务艰巨。

证券时报:您认为后续还应出台哪些金融政策完善金融服务的不足,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殷兴山:当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应按照中央“六稳”“六保”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任务艰巨。下阶段,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重点做好“稳企保岗”金融服务工作:

一是做好金融总量保障,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有效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二是强化对重点领域的支持。依托浙江省外贸企业“订单+清单”系统,加大对有订单、有市场、有融资需求外贸企业的支持。开展小微企业首贷户拓展专项行动,推动小微金融服务扩面增量。进一步支持民营企业发债融资。加强对制造业、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三是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推动金融机构建立小微企业授权、授信、尽职免责“三张清单”,优化服务机制。

四是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发挥“几家抬”合力。一方面,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建议在国家层面搭建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银企对接。另一方面,建议加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强化财政贴息、政策性融资担保与货币信贷政策重点支持领域的协同性,合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构建信息保护的“中国模式”

证券时报:近期,银行泄露个人客户账户流水信息备受舆论关注,也让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度提高。您认为,在金融领域,我国的制度建设和金融机构目前对客户金融信息保护还有哪些不足亟待完善?

殷兴山: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单独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现有的规定呈现分散立法的状态,针对性和操作性相对欠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方面还有待完善。

在法律责任方面,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主要追究刑事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并不凸显,当事人缺乏权利救济的法律依据。同时,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也仅从传统隐私的角度,局限在隐私、姓名、肖像或专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范畴,超出范围的部分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很难与现今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对个人信息安全的要求相适应。

金融机构或组织在客户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市场进入不规范。只要设置一个平台或APP就可以收集使用者个人信息,有的机构采用非法手段或通过“红包”、“优惠券”等形式诱导信息主体泄露个人信息。二是利用强势地位,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三是使用个人信息缺乏约束,把个人信息作为自身资源任意使用。四是有的机构对个人信息保管不当,未采取严格的管理和技术防护措施,甚至出现非法倒卖个人信息谋利的现象。

证券时报:现在不少金融机构借发展普惠金融大量收集外部数据,您认为应如何区分大数据收集分析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界限?对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您有何建议?

殷兴山:大数据的应用和价值的挖掘不能以牺牲个人人格权、财产权为代价。通过构建信息保护的“中国模式”,保障信息主体的充分权力,确保大数据在产权清晰、保障有力的制度框架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大数据才会健康发展。

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一是应加快立法进程,通过专门立法,统一对公私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二是应在立法中明确专门的监管机构,建立统一的制度规范;三是应确立运营主体的运营规范,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将技术防护纳入法律规范;四是应赋予信息主体自我保护权力,对超范围收集信息行为有权提出异议或拒绝提供。

证券时报:国外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有何成功实践适合我国借鉴?

殷兴山:目前,通过权利方式保护个人信息是一种世界趋势,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影响较大,其“基本权利+国家监管”的模式较为成熟,采用统一立法,通过较为严格的综合性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保存、使用和传播进行管理,更加注重保障基本的人格权益和隐私,对个人数据处理的保密性和安全性给予全面一体的保护,较好地提振了消费者信心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我国可以借鉴欧盟的一些具体做法,如赋予信息主体充分的自我保护权能进行自我保护,必要时可行使“被遗忘权”,要求运营主体不仅要删除自己所控制的数据,还要求对其公开传播的数据负责,须通知其他第三方停止利用、删除,这将大为增加运营主体的成本,倒逼其在进行公开传播个人信息的决策时加倍谨慎。

金融立法滞后于监管需要

证券时报:近年来,您多次公开呼吁加快金融立法进程,但金融立法是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很多具体法律条文。从整体看,您认为我国在金融法制建设方面,目前突出存在哪些不足?

殷兴山:从整体看,金融立法存在的最大不足在于金融立法滞后于监管需要,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增职能配套不到位。2018年机构改革后,各金融管理部门进行职能调整,如人民银行明确了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等多项职责,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没有配套修订,导致履行上述职责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必要的落实手段,无法满足金融强监管的迫切需求。

二是过与罚不相当的问题。以《反洗钱法》为例,存在处罚范围过窄、处罚金额低的问题,对合规性违规问题的单位最高处罚金额50万元,对致使洗钱后果发生的违规行为的单位最高处罚金额500万元。这样的处罚力度,对金融违法违规行为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无法有效扼制被处罚主体后续违法行为的产生,也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三是不能体现国际发展改革新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成为危机后国际上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也明确提出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职责,但在我国法律层面没有得到体现。商业银行立法也与当前银行业发展实践不能很好的匹配,无法为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银行治理和监管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证券时报:在加快金融立法进程方面,从优先顺序角度看,您认为哪些领域的现有金融法规已明显不适应当下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亟待修订完善?您对具体修订或立法有何建议?

殷兴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已明显不适应行业发展现实需要,修订需求最为迫切。具体修订的建议:

一是对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充分考虑中央金融改革精神以及国际金融监管新趋势,重点在于解决央行现有职责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必要的落实手段问题,使强监管依据充分,将强化宏观审核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综合业统计等内容纳入修订范围。

二是对于《商业银行法》,在注重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效衔接的基础上,重点在于解决现有与商业银行发展实践不相匹配的问题,如丰富商业银行类别,明确分类监管理念;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治理,遏制风险事件暴露的股东缺位、越位等问题;加强资本风险管理,强化资本约束;加大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丰富违法行为处罚手段。

三是对于《反洗钱法》,重点在于填补空白,增加单位和个人反洗钱配合义务、受益所有人制度、反恐怖融资等基础性规定;加大对反洗钱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与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对公共利益以及特定利益的损害程度相匹配;注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以《反洗钱法》修订推动尽快完善《刑法》有关规定,达到联合惩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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